他們生于廝長于廝卒于廝，卻幾乎永久地被排除在了統(tǒng)領(lǐng)、管理、掌控這個城市的政治核心之外。他們傲氣、清高、自嘲、不屑、罵罵咧咧，最終沒法遮掩的是嘴炮之后被甩在權(quán)力體制外面了無所用的落寞和不濟。這樣的命運，這樣外表高傲但其實單槍匹馬色厲內(nèi)荏的巨大落差，是造就了北京“老炮兒”們特殊個性的內(nèi)在因由。
八十年代末，我十三四歲的時候在北京月壇片兒的一所普通中學讀書。每天下午四五點騎車回家路過外交學院門口加油站的時候，總能看見對面胡同口兒堆著這么一群人：他們大都二十多歲，要么剃著板兒寸要么留著燙成大卷兒的分頭，上身還套著板兒藍板兒綠（藍綠軍裝），下身已經(jīng)換了時髦的迪埃多娜運動褲但卻還蹬著白襪和紅底片兒鞋（塑料底布鞋）。他們圍著路邊的臺球桌或蹲或站，往往有倆人叼著煙心不在焉地打臺球，另外的人則在邊呼呼生風地掄著手里的鏈子鎖邊打量著來往的行人尤其是姑娘。
有次我和比我高兩屆的一哥們兒騎車路過，有人叫他的名字，他立刻跳下車屁顛兒屁顛兒地跑過去，和那堆人里一年紀看上去三十五六歲穿著皮夾克戴白圍巾的中年男打招呼遞煙訕笑。過會兒他小跑回來，我問那人是誰，他小聲告訴我：“這片兒一老炮兒。”這伙人如果還能挨到現(xiàn)在，就是管虎在2015年的銀幕上給我們描述的老炮兒。
提起北京人，外人總覺得是這么一幫傍著皇城根兒喝著炒肝兒鹵煮嘬著牙花子操著快速流利的兒話音罵罵咧咧憤憤不平的中老年直男。因為生活在首都貼著權(quán)力中心，似乎不論什么職業(yè)甚至連開著屎黃色（shai）兒出租滿街溜達的當代板兒爺（出租司機）都天然養(yǎng)成了一股洋洋得意揮之不去的超然優(yōu)越感。
沒人意識到這其實是對北京和北京人的一種誤解。
回顧這三百五十多年來的變遷，這個城市的主導權(quán)幾乎從未歸屬于這些自詡為“北京人”的人。從滿清八旗入關(guān)到民國北洋軍閥混戰(zhàn)，從盧溝橋事變的日軍占領(lǐng)到1949年傅作義繳槍投降接受改編，北京都是全中國最炙手可熱的權(quán)力中心樞紐和政治表演舞臺。各路領(lǐng)袖人物如走馬燈一般你方唱罷我登場，但其實沒多少人注意到，這個城市里的居民在他們自己家里當了幾百年的看客，從未上臺扮演過主角。他們生于廝長于廝卒于廝，卻幾乎永久地被排除在了統(tǒng)領(lǐng)、管理、掌控這個城市的政治核心之外。他們傲氣、清高、自嘲、不屑、罵罵咧咧，最終沒法遮掩的是嘴炮之后被甩在權(quán)力體制外面了無所用的落寞和不濟。這樣的命運，這樣外表高傲但其實單槍匹馬色厲內(nèi)荏的巨大落差，是造就了北京“老炮兒”們特殊個性的內(nèi)在因由。
雍正年間，有人向皇上密報說新長出來的這幫八旗貴族子弟，其中一大部分滿語已經(jīng)說不了幾句，一口北京話倒是越來越利索。雍正一點不擔心，所謂的“飛鳥盡，良弓藏”，彼時中國大局已定，這些武夫的子弟已經(jīng)百無一用直接供起來養(yǎng)著就行了。于是北京的街頭巷尾就出現(xiàn)了這么一群群紈绔八旗子弟，他們泡茶館、逗蛐蛐兒、提籠架鳥、戲苑捧角兒、一擲千金搗騰稀罕物件兒，被遠遠地架離了權(quán)力中心卻整日坐在茶苑飯館兒里高聲妄議朝政而且沒人敢管，連皇上本人聽了都左耳朵進右耳朵出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只當不知道他們的存在。
貴族、祖上有政治資本、一生無事可做閑的發(fā)慌、目空一切但其實說話沒有丁點兒的分量，是這伙人的特征。朝中大臣沒人把他們當回事兒，但是人家自己卻一直把自己當成一根兒很重要的蔥。皇帝老子來到跟前他們也可能瞪眼睛梗脖子心里說話兒：沒有當初我爸我爺爺在前面開山劈路手刃毛賊，你丫現(xiàn)在能臥在養(yǎng)心殿里剔牙么？千言萬語匯了成倆字兒：不服！甭管現(xiàn)在我是不是無權(quán)無勢說話是不是被別人當成了放屁，我就是——不服！
要說北京的“老炮兒”心態(tài)是怎么煉成的，被削了兵權(quán)養(yǎng)尊處優(yōu)的滿八旗子弟搭配著身份優(yōu)越感的“不服氣兒”使然，盡管那時候還根本沒有“老炮兒”這個詞匯。一代一代進入這個城市占據(jù)統(tǒng)治地位隨后又被另一撥人轟下來被剝奪得一無所有的人和他們的后代都只有依賴著如是“不服”的心態(tài)才能給自己一針精神上的強心劑在這個城市里接著生活下去。這股子虛無的“杠頭”勁兒，在他們越被人拋棄、遺忘和嘲笑的時候，就越強烈，就越能激發(fā)他們逆風而上沖到權(quán)力、地位和金錢面前吐口吐沫蔑視一笑的沖動。
于是辛亥革命大清倒臺，地位的一落千丈反而高度強化了這些滿清遺族的“老炮兒”心態(tài)，也讓后者融進了北京老百姓的血液，使他們盡管成了自身命運的看客但依然得以保持一絲尊嚴；于是在1966年末尾高舉著血統(tǒng)論旗幟的干部子弟紅衛(wèi)兵北京聯(lián)動的成員們在失勢被驅(qū)離運動的權(quán)力中心后依然在街頭成群呼嘯驕傲地稱自己為“老兵”；于是1968年出身于新街口胡同社會底層被排除在各種政治運動勢力之外的“小混蛋”周長利等人站在北京西單街頭攔住過路的干部子弟紅衛(wèi)兵兇狠地扒他們的軍裝……這些北京人分屬于完全不同甚至立場尖銳對立的階層，但支配他們行為和話語的都是那個最簡單的思維模式：面對著在地位、力量、數(shù)量、財富、權(quán)勢等等各方面占據(jù)絕對優(yōu)勢地位的任何存在——永遠不服。
二
要說管虎的《老炮兒》在哪一點上逮住了“老炮兒”的實質(zhì)，就是這股梗著脖子不服的氣概。六爺這幾個老梆子，新世紀都過了十五年還貓在胡同里養(yǎng)鳥兒逗蛐蛐兒，打定了主意不和外面的世道一起改變。但一旦攤上了事兒，無論它是如何超出了他們的理解范疇和能力所及，無論對方多有錢有權(quán)有勢，他們都會沿襲著幾代北京“老炮兒”傳下來的“杠頭”勁兒不服到底，事兒“鏟”不平自己就搭上一條性命，無所畏懼。
這是六爺單槍匹馬和官富二代們對峙的底氣，也是他和悶三兒騎著車哼著當年南斯拉夫電影《橋》的主題曲《啊朋友再見》赴約茬架的浪漫情懷所在，更是抽出那當年從紅衛(wèi)兵干部子弟手里搶回來的日本軍刀和大氅時的氣勢：當年“不服”留下的戰(zhàn)果讓六爺不容辱沒，沒了單槍匹馬沖上去向人多勢眾的敵手表達“不服”的勇氣，這一輩子的北京人也就算白當了。去赴約了，擺開架子了，軍刀出鞘耍開了，哪怕是沒打上一架，就心臟病發(fā)作死去，也算是沒給“老炮兒”的名聲添堵抹黑。本來北京人就是說的多練的少不是特別能打，真正好勇斗狠的兇徒其實都在外地呢。
看了很多評論，把馮小剛扮演的這個角色理解為胡同串子、流氓、地痞、黑道分子、大院子弟（就《老炮兒》的主角六爺來說，這真的是缺乏北京基本常識的錯誤，“大院子弟”的前提是得有大院才成，有誰見過跟街里兒胡同口長出來的“大院子弟”？），其實這些都和老炮兒沒什么必然的聯(lián)系。
“老炮兒”可以是上面任何一種人，但是上面任何一種人如果沒了在關(guān)鍵一剎那梗脖子挺上去不服的直覺瞬間沖動，他們不但成不了“老炮兒”，而且還肯定是被“老炮兒”迎面啐吐沫以后直接無視的敗類。這是六爺和小飛一伙人的區(qū)別所在：后者再飛揚跋扈也還靠的是錢、權(quán)、爹，一旦有權(quán)有勢的爹翻了臉，他們立刻就軟蛋自我降格成了孫子輩兒。管虎抓住了這點本質(zhì)上的不同，《老炮兒》就是一部有無法替代精神內(nèi)核的電影。
剩下的，在片子里“六爺”們所探討的規(guī)矩、父子情甚至是反腐倡廉，我都看不出他們和“老炮兒”有什么關(guān)系?，F(xiàn)如今的電影總要添加一些道德的、正能量的、“政治正確”的元素以最大范圍的博得觀眾的共鳴。可以理解，但就這片所刻畫的人物來說，基本沒什么必要。
三
前幾個月我還和朋友聊這個話題，為什么在北京像“老炮兒”這樣的人物難以為繼不再產(chǎn)出了。討論的結(jié)果，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北京不再養(yǎng)活“閑人”了。
“老炮兒”們的心態(tài)其實直接來自于一種置身事外的觀察者視角。沒事兒閑著提著鳥籠子蹲在胡同口看蕓蕓眾生體會時間流逝，那個超然悠閑的位置感滋養(yǎng)了他們居高臨下藐視一切的心態(tài)。但是時過境遷，我們的社會由一個政治上按單位劃分的集體狀態(tài)裂變?yōu)橐越?jīng)濟活動為主軸的個體運行機制，用俗話說就是大伙兒都“奔錢”去了。“閑著”就意味著你有也應該用大把的時間去開動腦筋掙錢。不掙錢閑呆著，車、房、小孩上學、醫(yī)療勞保都不再有人管你，你自己怎么解決？
那些我曾經(jīng)目睹的堆在胡同口打臺球看姑娘的北京閑人們大概逐漸都覺得自己不自在了：在經(jīng)濟上被甩出核心圈之外不可能自我感覺太良好，事實上，遠比在政治上被孤立難受多了。他們即使沒出去掙錢，也都在家里貓著而不再在胡同口蹲著自我展覽了，在所有人都玩兒命點T（掙錢）的時代你一人跟胡同口形單影只地杵著裝牛逼，旁人不會覺得你颯而只會心里琢磨這人別是有病吧？被人當傻叉看肯定是不能獲得內(nèi)心尊嚴的。
而這些人的后代們，他們也不再看重老子的陳舊風范，在一個物質(zhì)極大豐富的時代能吸引他們的都是眼前物質(zhì)所能帶來的享受和歡樂，以及為了達到物質(zhì)需求所必須遵守的規(guī)范和義務(wù)。一個社會經(jīng)濟運行模式的變化和發(fā)展，擠壓并消解了“老炮兒”們得以存活的那個“悠閑”的空間。
從這個角度再回看《老炮兒》，去粗取精，我們看到的其實是幾個舊時代留下的活化石標本，以及他們在這個陌生的新時代最后一次挽回尊嚴的努力。猶如傳說中面對洋槍洋炮的義和團，具體行動已經(jīng)沒了實際意義，但他們依然期待自己的精神能譜成一曲蕩氣回腸的“不服”挽歌。
